另一方面，上文已析，刑法处罚业务性的中立帮助行为，会大幅增加帮助者为了完成交易而需要付出的时间成本、人力成本等各种成本。
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写道：在美国，所有政治问题或迟或早都会被转化为法律问题来获得解决。而他比目前活着的年龄最大的自由派在任大法官史蒂芬·布莱耶小整整10岁，所以布莱耶比他先离任的概率大很多。
因为这位假设中的自由派大法官也只是接替了金丝伯格大法官原来的位置，自由派仍然是5：4中的4。但我在这里不是要评价金斯伯格，而是想要讨论和预测一下她去世后的大法官提名以及这一提名对美国未来政治走向的影响。所以，我的一些美国法律界的朋友认为，特朗普如果足够理智的话，应当放弃这次提名机会，因为这会把民主党及其支持者逼向比输掉总统大选还绝望的绝路，不符合穷寇莫追、做事留有余地的政治法则。由于小布什总统任命的首席大法官罗伯茨是一位坚定的法律之上主义者（legalist），虽然在大多数案件中他都会不出人意料地与其他保守派法官站在一起，但在少数案件（比如奥巴马医保案）中，他却时而显示出不会为意识形态而扭曲法律的品质，这在一定程度维护了最高法院作为一个司法机关的最后尊严。为了表示对金斯伯特大法官的敬意（呵呵），他会等到葬礼结束之后，也就是本周六，再正式公布自己的提名。
芭芭拉·拉歌亚出生于1967年，是古巴裔的美国人，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跟金斯伯格大法官一样）。但参议院中的共和党多数派拒绝举行确认听证。在诸如此类的很多场合，代码框架已经替换了法律以及合同，或者使法定权利的实施发生不同程度的变更。
社会改造的蓝图及规则一览表 在欧洲现代化过程中，之所以需要民法典，是为了改造社会：把婚姻、户籍、家庭关系从宗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推动社会的世俗化、合理化。2017年3月通过民法总则，具备了纲举目张的条件，三年后当代中国的民法典编纂终于大功告成。回顾总结2020年的中国法治，各界人士翘盼已久的民法典于5月28日颁布，无疑是重中之重，甚至是整个中国法治历史进程中的一件大事，会当影响深远。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由数据驱动，数据构成产业资源。
为了避免平台经营者的商誉被透支、滥用，也为了保障服务的规格和质量，杜绝假冒伪劣商品，交易平台就必须肩负起监管的职责。换言之，日常生活是千姿百态的，人际关系是复杂多变的，具有偶然性、不确定性，很难进行预测。
为此，应该致力于习惯法的归纳和学术加工，只有在法学体系成熟后才有条件编纂民法典。例如为了保护电视节目的著作权，厂商设置了所有DVD制作的技术规格，只允许以三次为限进行复制。显而易见，这里的技术规格就是取代法律来规定人们的行为方式，防止侵权牟利现象。民法典就像是行为规则的一览表，或者说权利和义务的一览表，所以必须具有连贯性、自洽性，能够通过概念计算让各种行为的后果一览无余。
民法典的结构创新与公法嵌入 毋庸置疑，中国民法典的内容体现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另外，在智能化物联网（AIoT）时代，市场交易的形态也正在发生急剧变化。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背景下，全国人大于1986年4月12日通过民法通则，确立民事主体的平等地位，被称为当代中国的权利宣言。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围绕数据的权利和义务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由此可见，在民法典颁布之后，中国需要一场大规模的、高质量的法解释学争论。这意味着中国民法典通过隐私和个人信息保护为社会改造提供最重要的抓手，为公民的自由权提供了具体的保障。
随着网约车盛行，出行的座驾也势必逐渐由对实体性车辆的占有转化成各类交通服务形态的购买，人们拥有物品的欲望随之淡化。在十九世纪晚期，日本曾经一度出现民法出而忠孝亡的文化保守主义口号，但最后还是理性主义制度改革的主张占了上风，全盘接受了法国和德国的民法典体系。
社会的数字覆盖与民法学理论创新 实际上，就在讨论民法典草案的时候，数字信息技术正以惊人的速度和规模推动人类社会大转型，物联网、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对民商事规范乃至整个法律体系产生着深刻的影响。由此可见，民法典第1032条到第1039条就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做出详细规定，特别值得关注和给予高度评价。为什么一定要编纂民法典？这就是长期以来盘桓在很多人心头的一个基本问题。围绕民法典编纂的意义以及条文内容的各种阐释、讨论以及宣讲已经汗牛充栋了，但总是还有一种意犹未尽之感——因为我们没有经历一场真正的立法学争论，没有充分厘清与民事法律立改废相关的很多重大社会理论问题。通过合法、不合法这样简单的二元化编码来重新整理人与人互动的各种现象和事实，可以增大行为的可预测性、增大社会的透明度，有利于进行长期的、大规模的投资和贸易。既然如此，那就自然而然会产生一种呼声，让法律系统具有开放性，让那些被屏蔽的社会事实重新进入规则体系，以便弥补漏洞、填补空白。
民法典对隐私做出的概念界定包括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这三个方面，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第1032条）。在这样的语境里，平台的信用评分以及消费者对服务的评分或许将成为影响民事权利乃至责任认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数字经济的发展背景下，技术规格往往对产权以及交易关系具有决定性意义。所以我们可以说民法典是明文化的现代理性。
正因为民法典编纂的初衷是要通过制作社会行为规则一览表减少社会的复杂性、增加社会的透明度，以便提高对市场经济活动进行预测和计算的可能性，所以，不同国家的民法典编纂都存在的共性是：要对现行法律规范进行精致化、体系化的加工，形成一套类似数学那样的公理体系和命题群，以便在法律判断之际进行必要的解释、推论以及概念计算，找到解决纠纷的最合理办法。例如阿里巴巴的平台战略促使大量厂商、供应商都到这个网络经济的巨型平台上来营销，这就会带来法律规制的新问题。
随着2004年宪法修正案重新定位所有制，2007年物权法顺利通过，民法典编纂事业越过一道重大难关。例如在不久前影碟、光盘还是影视迷和音乐发烧友的珍贵财产，但现在可以直接从网络下载收看和收听，只需临时购买服务，而不需要拥有实体的产品。受到这个事实的刺激，中国曾经于1911年拟订了大清民律草案，却没有来得及审议颁布。换言之，没有这种学术的精致化加工和普遍适用的属性，对民族精神和习惯的强调只能流于保守和反动，或者只构成一种特殊的地方性知识。
因此，民法典成立的前提和结果是让民事法规群尽量进入一种前后连贯、逻辑严密、自我关闭、自我参照的状态。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这正是中国民法典编纂的理念以及今后对社会进行改造的切入点。
萨维尼的主张曾经被很多人认为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这里其实存在一个潜在的假定，即民法典是完美无缺的，是纯粹的，一切社会问题都能在民法典中找到规范根据或者解答方案。
民事关系被认为是田宅、货殖、交易、家族的细事，一般通过礼仪、道德、习惯、乡规民约来规范，通过民间自主或者村落自治的机制来解决纠纷。国家权力可以通过民法典来规范市场行为，在这个意义上民法典也意味着统治的非人格化、国家权力的抽象化。
法典对具体事实的闭环与开放 问题是，民法典真的就已经完美无缺、没有漏洞和空白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没有这样的民法解释原理和方法上的深入争论，就无从弥补真正的立法学争论缺位所带来的遗憾，也无从反映百年难遇的世界大转型对民法典的各种复杂影响，也难以实现二十一世纪民法学理论和制度的创新。自1954年起，社会主义民法的制定计划曾经几次提出，却又几次中止，因为政治运动导致社会交易始终不是很稳定。这样就可以在各种领域采用人工智能对大数据进行分析和精准预测，并随之决定和调整生产计划和商业模式
在诸如此类的很多场合，代码框架已经替换了法律以及合同，或者使法定权利的实施发生不同程度的变更。它的基本框架是固定的，条文也是有限的，但在反射镜中不断改变规范与事实的组合方式，不断进行结构转换，就可以产生出无限多样的美妙图案。
在这个意义上理解的民法典，更像一种万花筒式调节装置。为什么一定要编纂民法典？这就是长期以来盘桓在很多人心头的一个基本问题。
正因为民法典编纂的初衷是要通过制作社会行为规则一览表减少社会的复杂性、增加社会的透明度，以便提高对市场经济活动进行预测和计算的可能性，所以，不同国家的民法典编纂都存在的共性是：要对现行法律规范进行精致化、体系化的加工，形成一套类似数学那样的公理体系和命题群，以便在法律判断之际进行必要的解释、推论以及概念计算，找到解决纠纷的最合理办法。换言之，日常生活是千姿百态的，人际关系是复杂多变的，具有偶然性、不确定性，很难进行预测。
